作为南横街抗疫小组成员，与朱新祥共同工作已经几个月了，但还没有见过他真正的相貌。我大老远就能和他打招呼，靠的是那一身蓝色工作服，上面都是被消毒液腐蚀过后的点子和痕迹，背后印着房地天岳恒几个大字，离远了也很醒目。

    值勤站岗算一算，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了，从没见他把这身衣服脱下来过。无论早上还是晚上见到他，穿的都是这套衣服，这件工作服在我眼里已经成了他的标签。

    站岗的人都知道，每天就是测温和登记，一天四五个小时重复着同样的事。朱师傅爱聊天，有时候吃饭干活儿路过值班亭子，有话没话都能聊上几句，听他讲原来西直门改造以前的高粱桥和大菜市场，没想到朱师傅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长。这些闲聊让我回忆起这座城市的瞬息万变、源远流长、人气与热闹，成了我乏味时光里的精神力量。

    朱师傅除了爱聊天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耳朵特别灵，通过脚步声，就能准确分辨出附近派出所民警谁来了。民警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配合，三天两头来检查，看看这、看看那。很多值勤点都会遇到收取快递的问题，小区不让进，居民又不能时常在家，自然而然，值班岗亭就成了快递寄存点。那天，民警又过来例行检查，问：“最近老有报案丢快递的，你们这里这么多，怎么处理啊？”

    当时我脚边儿的快递箱子都堆成山了，谁偷偷顺走一个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正不知怎么回答，朱师傅及时出现，说：“这都是那些送快递的送不出去扔这儿的，我们想着都是附近居民的快递，也没地方放，代收一下也是顺带手的事，但可没说管看着啊！”

    确实，一边测温一边发快递也不现实，所以对待快递只能凭良心。警察一听，便要求不许继续存放快递，万一遇到问题说不清。这样一来，到省了我们的事。总之，自打快递事件后，朱师傅耳朵就变得特别灵，他把项目部大事小情都当成自己分内的事。就连放在桌上的充电宝他怕丢，也要拿回去替我收着。

    朱师傅活得简单，不讲吃不讲穿，要说粗糙也粗糙，但要说细致也细致，淳朴、简单、可爱。疫情期间虽然人和人之间多了隔离这道隔阂，但我们同事之间的关心、爱护、帮助，没有因为隔离变得冷淡和疏远，相反变得更近了。